大家对邓恩铭并不陌生，因为他不仅是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十几个代表之一，还多次到淄博工矿区从事革命活动，他和另外一个山东的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一起，在淄博矿区播下了淄博最早的革命火种。

邓恩铭是贵州人，他为什么来到山东、来到淄博？从事党史研究的一般认为，他是投奔他在淄川做官的叔叔邓国谨。上世纪20年代初，邓国谨当过淄川县长，就是那时，邓恩铭走出贵州大山，来到淄川。淄川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工矿区，产业工人聚集。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邓恩铭就是在淄川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的。

而从刘佃文发现的邓恩铭家书看，信是在高青写的，信纸用的是青城县(今高青县部分区域)公署用笺。邓国谨在淄川县任职，投奔他的侄子邓恩铭怎么会用青城县公署用笺写信？还有一个疑问，信是邓恩铭写给父母的，他父母远在家乡贵州，信怎么会在高青发现呢？

在刘佃文收藏的珍贵文物中，还有一份1920年5月28日青城县知事黄泽沛写的判决书，加盖的公章是“青城县印”。县知事，是民国初年对一县行政长官的称谓，从时间上说，介于封建社会的县令和后来的县长之间。这个黄泽沛是谁？他和邓恩铭什么关系？据刘佃文介绍，黄泽沛就是邓国谨。邓国谨是他的原名，后来过继给姑姑当儿子，他姑夫姓黄，邓国谨改名黄泽沛。检淄川、高青的有关地方志，邓国谨先任青城县知事，后任淄川县长。

邓恩铭写信的1922年8月29日，邓国谨仍在青城任职。刘佃文解释说：“这就说明，邓恩铭投奔叔叔时，先到的高青，后去的淄川。邓恩铭在高青的活动，党史上罕有记载，即使研究淄博党史的，也一般认为他的革命活动是在淄川工矿区。从这封信推断，他在去淄川以前就已在高青了。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和山东党组织最早的领导人之一，邓恩铭在高青的活动值得研究。”

为什么这封信会在高青发现呢？刘佃文推断说，极有可能是信写好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寄出去，就和县公署的各种文件资料混杂在一起了。

这封信究竟说了些什么？上面的毛笔字清晰可辨，其中有这样的话：“一件事本为儿女好的，那样做凡害起儿女来，比比皆是：最显著的就是替儿女订婚。……唉，父母的一片好心，做儿女的无有一个不感激，不过，总盼望做父母的改换方法来爱儿女就行了。”“二叔(指邓国谨)做官数年，一清到底，百姓没有不爱戴的，……父亲千万要像二叔一样才好，……千万别和贪官共事，至要，至要！”“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无论如何总要他们念书，比以前不一样了，男女都一样。”

邓恩铭就像叙家常一样，在信中谈到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让弟弟妹妹读书、让父亲远离贪官等。虽是家书，但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革命志向和高尚情怀。（通讯员刘恒波 杨洪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