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先，1915年生，山东高青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鲁西南抗日前线。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华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等职。现为中国教育学会会长。著有《历史转折与教育改革》等。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内容?和当今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我们访问了张承先同志，张老已近八旬，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讲起话来抑扬顿挫，常常“以手势助说话”。

　　访问人：张老，您是教育界的老前辈，搞了一辈子教育工作。我们想请您谈一谈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联系现在的实际，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还很大。

　　张承先：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很丰富，它不仅体现在有关文化教育的论述方面，而且包括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里。我不想一般地泛泛地谈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而是想联系现在的实际，着重谈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

　　第一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教育思想，确立正确的教育观问题。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阐明了教育的本质、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提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谈的“文化”是个大概念，教育也包括在里面。他在这里论证了教育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他要求人们学习这三大斗争的实践经验和知识。他提出：要在学习和实践中，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从毛泽东科学的思想体系出发，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可以概括为：教育的本质，就是要把人类改造自然的斗争、改造社会的斗争，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斗争，这诸方面的斗争经验和知识，集中起来，传播下去，使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断迈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访问人：这是您自己概括的观点吗?

　　张承先：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没有这么一段集中的话，根据毛泽东的科学思想体系，可以得出这样的论断。我认为这样认识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在涉及教育本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从拨乱反正以来，我国的教育界和理论界不断展开热烈争论，要求在理论上作出正确回答。

　　访问人：发生过哪些争论?

　　张承先：主要有三次。第一次争论是关于教育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在“拨乱反正”中，邓小平同志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纠正了“文革”中把学校单纯地看成是阶级斗争工具的“左”的错误观点，确认了科技是发展生产力的第一要素，而经过教育培养出来的科学技术人才和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则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教育的经济功能，确立了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教育理论是由此展开了一次大讨论。有人从教育的经济功能出发，认为教育是属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有人强调教育涉及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仍然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有人则认为教育既与经济基础有关，又与上层建筑有关，是二者兼而有之。

　　访问人：这次争论涉及面很广吗?

　　张承先：涉及面很广，后来争论反映到胡乔木同志那里，乔木同志说，教育涉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简单地说它是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都不合适。经过反复讨论，大多数同志认为教育确实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有经济功能、有政治功能、有文化功能、有全面育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等。把教育机械地、片面地或划入经济基础或划入上层建筑范畴都是不科学的。科学的结论还得回到毛泽东对教育本质的认识。

　　访问人：这是第一次争论的结论，那么第二次争论呢?

　　张承先：第二次争论是关于教育的社会功能和育人功能的关系问题。在我国一度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下，某些人说，过去提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错了，现在提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也不对，教育的功能在育人。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批评我们的教育观点是功利主义的，把教育仅仅看作是社会工具而忽视了育人。

　　访问人：这次争论是发生在哪一年?

　　张承先：是在1989年春。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教育的社会功能和育人功能的关系，如何理解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同志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为人不仅是自然的人，而是社会的人。他在《实践论》一文中提到：“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马克思主义是重视人的发展的，说它忽视人的发展是对它的歪曲。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人的发展，并积极地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而人的发展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笼统地说教育的功能在育人，好像没有问题，关键在于育什么样的人?根据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述，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去抽象地孤立地谈育人。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如果脱离了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抽象地谈育人，那就很容易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和人本主义。

　　访问人：第三次争论是什么?

　　张承先：第三次大讨论是最近进行的，涉及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教育是否具有商品性。有人提出建立“教育市场”，按价值规律办教育。这也涉及到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当然，我们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教育改革所起的积极促进作用，教育必须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同时必须注意教育的特点，教育不仅应当充分发挥其经济功能，还要发挥教育的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促进人的发展的功能等方面，教育要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既要重视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促进作用，又要注意市场经济的发展如得不到正确引导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要防止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因此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教育改革过程中，必须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能简单地把商品交换原则引入教育领域。

　　访问人：看来在历史转折中，教育战线的思想是很活跃的。

　　张承先：是这样。从以上三次大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观，还是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人本主义的教育观，这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搞好教育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从实践中，我们深切感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毛泽东教育思想，确立正确的教育观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访问人：您谈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很本质，很有现实意义。

　　张承先：以上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更好地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

　　毛泽东非常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改造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这是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把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列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以后在中央批转的高等教育六十条、中等教育五十条、小学教育四十条等条例中，又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建国以来，我们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虽然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总的说来是取得很大成绩的。过去贯彻这个方针着重点是放在克服学校工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上，通过加强学校教育的实践环节，参加生产劳动，增强劳动观念和群众观念，改造世界观，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我们贯彻这一方针，培养了一代新人，其中许多人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在继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他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出发，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现代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的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参加什么样的劳动，怎样下厂下乡，花多少时间，怎样同教学密切结合，都要有恰当的安排”。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同志为北京市景山学校题词，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充分反映了时代精神、时代要求。按照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近些年来，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有了新的发展。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了教育结构的改革，大力发展了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对普通教育进行了综合改革，加强生产劳动教育，引入职业技术教育因素，在农村和城市建立起“农、科、教”，“经、科、教”相结合，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运行机制，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些都说明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有了新的突破，并结出了丰硕成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要进一步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更加完善“经、科、教”结合的运行机制，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访问人：毛泽东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在他的晚年走了弯路，可不可以说，他提出了正确思想，但在实践中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

　　张承先：不能说完全没有找到途径。“文革”中这一方针被扭曲了，是走了曲折的路。“文革”以前大体上看执行的还是好的。贯彻这一方针，曾造就了一大批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又红又专，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拨乱反正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还是沿着毛泽东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我要谈的第三个问题，是坚持毛泽东提出的红与专相结合的育人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更好地完成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同志总结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出一句名言：“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又是统帅，是灵魂。他还提出，学校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培养的人才应是又红又专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又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这一光辉思想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目前我们正面临着两个挑战，一个是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一个是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挑战。我们需要极大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同时又需要极大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业，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在学校教育工作上，他提出“毫无疑问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方向放在第一位。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当越加自觉、越加刻苦”。在1989年3月23日，他又指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与此有一定关系。如何改进和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些年来，我们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改进和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有了进展，但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搞好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新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学校的教育工作在自觉地服从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学校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地，完成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历史任务。

　　访问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确实重要，请你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

　　张承先：这是我要讲的第四个问题。要继承和发扬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实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代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割断历史。”他还说，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对外国文化，毛泽东同志认为“采取排斥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一切进步的外国文化，作为发展中国文化的借鉴”；他还认为“盲目搬运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国应当大量地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

　　访问人：你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贯彻落实毛泽东同志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张承先：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光辉思想，过去我们贯彻落实的确实不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过去批判得多。当然，在革命过程中，批判其封建性的糟粕是必要的；但如何继承和吸收其民主的精华，这方面的具体工作则做得很少。在“文革”中，从“左”的方面对传统文化来了个彻底否定。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一度泛滥，以《河殇》为代表，用“蓝色文明”来否定“黄色文明”；又从右的方面对传统文化来了个彻底否定。无论是从“左”的方面还是从右的方面来否定传统文化都导致了民族虚无主义，伤害民族自尊心，影响民族凝聚力，使我们丧失前进的基础。今年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关于《东方传统伦理道德与当代青少年教育》的国际研讨会。有不少西方学者参加。他们提出的共同论调是西方出现了道德危机，个人主义走到了尽头，要向东方来寻找智慧，挽救西方文明。他们找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从新加坡来的吴德耀博士在研讨会上介绍了新加坡发扬东方文化的优良传统抵制西方腐朽思想渗透的经验，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兴趣。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西方的价值观强调个人发展，而东方先哲提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反映了东方传统文化强调整体协调。到会的西方学者主张把西方的个人进取精神和东方的整体协调精神融合起来。当然，我们很清楚西方社会病态的根源是社会制度问题。用孔孟之道治不了它的病，它的最终出路是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西方有些有识之士，确实看到了西方的社会病态，在谋出路，从而研究东方文明的优秀成果。西方学者在研究借鉴东方文化的优秀成果，难道我们自己反而认为可以全部抛弃吗?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虽然前一个时期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中，曾出现“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想，今后对此仍要保持警惕，但从总的方面看，正如毛泽东同志过去所说的，对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还“做得很不够”。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更显得不够。邓小平同志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对在新形势下发扬毛泽东同志“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光辉思想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提出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并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对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同志在强调改革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的同时，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持了高度警惕。他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在他领导下，全国曾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要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学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在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访问人：这个问题也十分重要，真正解决好同样也要具备操作性，这就涉及到教育方法，您怎么看?

　　张承先：下面我讲第五个问题：根据毛泽东教育思想，指导教学改革。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学习方法。强调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对本本主义。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来。”在《实践论》一文中又说：“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1964年8月，他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谈到：“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1965年12月在杭州会议的讲话中，他很严厉地批评了教育制度的一些缺点，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大学教育要改革。要改革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些，都是贯穿一个精神，就是教育要注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在教学方法上，早在1929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红军大学十大教授法，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倡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这也是教育战线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提出，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校长、教师要为学生服务，决不能让学生为校长、教师服务。教师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要先向学生学习，了解他们，认识他们，然后从实际出发，教育学生。教师教育学生要充分注意学生的情况，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要鼓励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他严厉批评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情况，认为那是摧残青年。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观点至今还是我们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改进学风的正确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为指针，进行了教育教学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涌现出一批好典型，如小学的“愉快教育”，中学的“成功教育”、“希望教育”、“创造教育”等，总结这些改革实践经验，其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教育思想，正确处理了传授知识和发展智力，特别是创造力的关系，正确处理了教与学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正确处理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正确处理了集体教学与个别指导，因材施教的关系；正确处理了课堂教学与课外、校外活动的关系。举一个例子：武汉市粮道街中学夹在几个重点中学之间，学习成绩好的学生都被重点中学收去了，这个学校是收底的。学生觉得上这个学校没有前途。学校怎么办下去，成为校长、教师面临的难题。该校领导提出开展“希望工程”。其内涵是每个学生都是希望向上的，学校要热爱学生，不要厌弃“差生”，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挖掘发挥每个学生的特长和特点，启发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前进，结果面貌改变了，学习成绩不亚于重点中学。学校请我给他们题词，我题了：“热爱每个学生，点燃起学生内在的希望之火，引导他们奔向未来。”由此看来，“差生是可以教好的，关键看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对头不对头。但是，从大面上看，目前学校脱离实际，学生负担过重压制学生发展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访问人：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关心的焦点。社会舆论压力也很大，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解决，您认为原因出在哪里?

　　张承先：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学校在社会压力下，陷入片面追求升学率中。把学校教育由全面素质教育变成片面的应试升学教育，这样办下去，教育不可能办好，也很难培养出人才，有许多学生是“高分低能”。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封建社会的状元，没有几个有出息的，人才常出在落第人中间。蒲松龄就是个例子，他屡试不第，到71岁方为贡生，而他却写出了《聊斋志异》一部好书。再如英国首相丘吉尔，年少时学习成绩并不好，只好去上骑兵学校，但丘吉尔后来却做了一番大事业。由此看来，端正教育思想改革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从办得好的先进学校看，学校固然受到社会上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压力，但也不是无能为力的。关键是提高校长、教师的素质，树立起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访问人：片面应试教育，学生负担过重，确实压抑了好多天真活泼的孩子，影响了他们的发展。

　　张承先：我要说的第六个问题是根据毛泽东教育思想必须重视普及教育，提高整个国民素质。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普及教育，多次提出：“工人、农民要知识化。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当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到“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在今天，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大国，贯彻毛泽东这一发展教育的指导思想仍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我们国家经济、文化基础都比较薄弱，过去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尤其是广大农村。而“穷”与“白”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广大农村在开展脱贫致富，由温饱奔小康的过程中，广大群众从实践中深深感到“治穷先治愚，治愚办教育”，不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再先进的发展生产的技术、经验也推广不开。如今，广大农民已认识到科学和教育的力量，“科教扶贫”、“科教兴农”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从政治上看，工农翻身后，要成为国家的主人，要实行民主权利，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没有知识是不行的。列宁多次强调指出：工人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工人就有了力量。列宁还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这个科学论断在今天更加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抓教育要从基础教育抓起，要认真贯彻执行义务教育法。实行义务教育法的重点，难点在农村。要下大力量抓农村教育。要深刻认识加强基础教育从根本上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这是关系到经济振兴、科学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发展的奠基工程。在改革开放中，科学技术可以引进、科技人才可以引进，但国民素质不能引进。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要注意克服只重视高等教育，而不大注意加强基础教育的情况。在搞好普及教育的基础上，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的结构要进行合理调整，以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要把重点放在提高上，集中精力办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使之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逐步做到能独立自主地培养高级人才。